超级中学垄断一流大学生源 寒门子弟比例下降

来源：中国青年报 作者：叶铁桥 时间：2012-04-16 浏览次数：1194

　　超级中学正垄断一流大学生源，农村学生所占比例不断下降。朱慧卿

　　报告称北大干部子女比例攀升

　　寒门难出贵子，这是部分媒体在解读权威学术期刊《中国社会科学》上一篇研究报告得出的结论。

　　该刊2012年第1期刊载的研究报告《无声的革命：北京大学与苏州大学学生社会来源研究（1952~2002）》（以下简称“《无声的革命》”）显示，北大干部子女的比例从上世纪80年代的20%以上增至1997年的近40%，超过工人、农民和专业技术人员子女，成为最大的生源来源。

　　然而，当媒体纷纷以“北大学生中干部子女比例20年来不断攀升，远超其他阶层”为报道点时，该研究报告的第一作者、南京大学历史系讲师梁晨却称，媒体报道是断章取义，“多数媒体没有看过我们的论文，只是对论文进行片段式的解读”。

　　近年来，围绕农家子弟是不是上名校难、精英教育是不是被社会上层家庭子女垄断的话题，备受社会关注。这次围绕北大生源有多少来自干部家庭的争论，以及引起的社会反响，折射出人们对上大学机会公平问题的关注度不减。

　　“无声的革命”：新中国成立后，越来越多的工农子女入大学

　　1949年前，排名前10%的中国精英大学入学名额基本被社会中上层家庭子女垄断。“1949年后，工农子女不仅在精英大学中占据一定比例，甚至在某些省属精英大学里成为多数”。“这一看似悄然无声的转变，不仅是中国教育领域的重大变革，更是中国社会意义深远的一场革命。”

　　梁晨等撰写的这篇研究报告，源于一个这样的机会：2003年，北京大学和苏州大学根据各自档案馆所存的学生学籍卡，建立了本科生电子数据库，两校数据库一共有约15万名本科毕业生的资料。其中，北大数据库有64510个个案，苏州大学有86393个个案。这篇研究报告所依据的是两校1952年至2002年间的数据。不过，两校的学籍材料各有缺失，少数年份的数据付之阙如。

　　33岁的梁晨，其主要研究方向包括教育获得与社会分层，这个选题正是他的兴趣所在。

　　通观全篇报告，中国青年报记者发现，作者确实并非批评中国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不公平，相反，文章在开篇就表示，1949年前，排名前10%的中国精英大学入学名额基本被社会中上层家庭子女垄断，作为社会中下层的工农子女几乎与其无缘。1949年后，工农子女不仅在精英大学学生中占一定比例，甚至在某些省属精英大学学生中成为多数。

　　报告称：“这一看似悄然无声的转变，不仅是中国教育领域的重大变革，更是中国社会意义深远的一场革命。”这一论断，也是报告标题“无声的革命”的由来。

　　报告还称，不仅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进入改革开放后，虽然中国社会阶层间的贫富差距不断扩大，但到2002年前，北大和苏大两校的工农子女仍保持着相对稳定的比例。“这些学生来自非精英家庭，是中国教育领域内这场无声革命的最大成果和集中体现”。

　　作者在结论中甚至认为，中国精英教育领域内的这场重要改变，不仅相对于自身传统是革命性的，而且与当下作为中国高教改革参照系的美国相比，也是成功的，“美国在促进生源多元化方面与中国比尚有差距”。

　　所以，这篇研究报告确实不是像有关媒体所称反映了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不公平，而是为新中国成立后到21世纪初之间，中国在高等教育的公平性上做的基于实证研究的辩护。

　　那该如何理解报告中出现的“上世纪90年代后，北大学生中，干部子女所占比例呈现上升趋势，到1997年，该比例达到39.76%”等表述呢？何况，报告中还称，高考恢复后，农民子女所占比例在北大有所下降，80年代基本维持在15%~20%，90年代基本维持在10%以上。

　　从数据上加以比较，似乎正印证了农家子弟上名校难、社会上层家庭子女越来越挤占精英教育资源，作者为什么得出了相反的意见呢？

　　“干部子女生源比例增加”的情况为何会出现

　　何谓干部？研究报告的作者称，在研究中，“把有职务和身份的人都编成了干部”，不能简单认为干部子女所占比例的增长就表明了行政权力干扰了高考招生。

　　对于很多媒体报道时指出的“干部子女所占比例增加”的观点，梁晨称，“从研究数据上看这确实是存在的。但很多人没有仔细研究文章，其实我们已经说明了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出现：我们在统计数据做编码时，把有职务和身份的人都编成了干部，比如你是一名记者，是报道组的组长，我们在做研究时就把你当成了干部，这就造成了干部子女所占比例的大量上升。”

　　梁晨进一步解释称，从干部内部构成情况来看，其实大量的干部是企业干部。他说，改革开放后企业干部子女所占比例是直线上升的，党政干部子女所占比例急剧下降，“这与经济改革后的调整有关”。

　　报告是这样分析的：改革开放后干部子女所占比例的增长，很可能是各类企业大量增加的结果。作者对苏大学生父亲干部职业的统计分析发现，恢复高考后，苏大增加的主要是各类企业干部和经理人员的子女，并非党政干部的子女。

　　报告中的数据显示，从“文革”开始，党政干部子女所占比例持续降低，企业干部子女所占比例却持续增长，到2002年以后已经超过半数。梁晨说，干部子女所占比例的上升，可能更多反映的是经济发展和社会结构的变化，而不能简单认为干部子女所占比例的增长就表明了行政权力干扰了高考招生。

　　梁晨认为，总体上看，50年来工农子女始终保持了相当比重，即便是改革开放后也没有出现大幅下降。他说：“我们认为生源构成是相对稳定的，变化没有那么严重”。

　　作者研究数据发现，新中国成立初期，北大和苏大两校的学生几乎都来自城镇，之后乡村学生所占比重开始增加。以北京大学为例，1952年至1955年间，北大来自农村学生的比例从2.4%增长到6.5%，到1980年，这一比例增长到12.5%，1985年更是一度达到19.4%，上世纪90年代后期这一比例保持在12%~15%左右，来自乡镇的学生比例超过7%。两者相加，城市之外的学生比例持续保持在20%上下。

　　梁晨介绍，虽然农民子女的比例在北大确实是减少了，但工人子女的比例在改革开放之后是稳定中有所增长的，这一点北大可能不那么明显，但苏大相当明显。

　　在他看来，改革开放后，各类企业大量增加，很多农民离开土地进入工厂，成为没有城市户口的打工者，“统计中部分工人子女可能是以前的农民子女”。

　　所以，他认为，农民子女所占比例下降和工人子女所占比例持续增长是同一个现象的两种表达。该项研究中的数据也显示：学生的父亲是工农的总体比例，北大自1981年以来一直维持在30%~40%，苏大2002年甚至达到55%，报告据此认为，工农子弟在北大占据了重要地位，在苏大则已成为多数群体。

　　报告认为，中国高考制度本身是有利于工农子弟的，相较于国外，中国教育为工农子女提供了更多受教育及社会流动的机会

　　进入美国精英大学的社会下层子女越来越少。数据显示，在全美最优秀的30所大学中的大多数学校、来自全美家庭收入后50%家庭的学生比例，从1983年的20%~30%下降到2003年的10%~15%，短短20年减少了一半。2004年，164所精英大学中家庭收入处于全美后25%的学生只占到3%，家庭收入处于全美前25%的学生占到74%。

　　《无声的革命》引用了中国社科院社会学者李春玲2003年所做的一项同类研究指出，中国的精英高等教育并没有改变社会结构，只是延续和强化了既有的社会分层。

　　对此，梁晨称，“引用不等于同意，我们不完全同意这一观点”。在梁晨看来，与科举制度时期、民国时期大学相比较，新中国成立后出现了多样化生源，这是一个好现象，“西方国家在生源构成上做的可能还不如我们好，并且事实上进入美国精英大学的社会下层子女是越来越少的”。

　　该报告介绍称，美国最精英的私立大学直到1969年才开始接受女生，对少数民族学生入学长期以来多有限制，多数精英大学低收入家庭子女处于边缘，近20年的情况更是如此。

　　报告援引了来自美国的调查资料。数据显示，在全美最优秀的30所大学中的大多数学校，来自全美家庭收入后50%家庭的学生比例，从1983年的20%~30%下降到2003年的10%~15%，短短20年减少了一半。2004年，164所精英大学中家庭收入处于全美后25%的学生只占到3%，家庭收入处于全美前25%的学生占到74%。哈佛大学2004年超过70%的学生来自家庭年收入属于全美前25%的家庭，而来自家庭收入属于后25%的家庭的学生仅占6.8%。

　　中国青年报记者查阅多种资料，发现对生源研究的理论依据源于以下共识，如父母职业对子女的教育程度和职业有决定性影响，家庭社会经济状态对学生的成绩影响巨大等。

　　但报告称，北大和苏大的数据表明，中国父母的职业对孩子教育的影响与国外相比要弱，虽然干部、专业技术人员和商业服务人员子女的总数占学生全体的多数或接近半数，但并没有像国外大学那样占据绝大多数。“相较于国外，中国教育系统更有效地削弱了父母职业对子女的影响，为工农子女提供了更多受教育及社会流动的机会”。

　　报告认为，中国的教育革命，不仅在于中学教育保持了生源的多样性，更重要的在于形成了一套教学制度与方法，使得一部分家庭文化资源相对薄弱的工农子女能够和干部、专业技术人员子女一样，赢得高考，进入精英大学。

　　报告把原因归结为国内中学广泛的住校制度与强化训练两方面。报告称，学校内浓厚的学习气氛有效地加强了学校教育的影响，而削弱了家庭背景对子女教育成功的影响。强化训练最大程度上弥补了城乡学生之间，不同家庭背景学生之间因出生环境不同而导致的命运差别，使得中国大学的生源多样性得以产生和延续。

　　梁晨认为：“我们认为高考制度本身是有利于工农子弟的”。他说，传统高考内容与形式有利于文化资本相对缺乏的社会大众，工农子弟可以通过勤学苦练在高考中取得好成绩，以考分作为高考招生录取的唯一标准部分保护了社会中下层子弟。

　　报告中也提到：“相当部分的领导干部、知识分子都出身于工农家庭，他们的聪明才智不仅没有因为家庭背景的贫弱而被埋没，反而被教育机制所激发，成为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这种教育革命对社会结构转变的影响是空前的。”

　　南京大学历史系讲师梁晨等人的研究结论，与普遍的社会观感形成了反差。2009年1月4日，温家宝总理也曾在科教领导小组的讲话中指出：“有个现象值得我们注意，过去我们上大学的时候，班里农村的孩子几乎占到80%，甚至还要高，现在不同了，农村学生的比重下降了。”

　　《无声的革命：北京大学与苏州大学学生社会来源研究（1952~2002）》（以下简称“《无声的革命》”）的主要结论如“高考制度本身有利于工农子弟”、“中国教育系统相较于国外为工农子女提供了更多受教育及社会流动的机会”等，在同类研究中也显得颇为另类，许多同类实证研究都得出了与之相反的结论。

　　中国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公平性究竟能否得到保障？寒门子弟是否真离一流高校越来越远了？记者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追索。

　　农村生源离一流大学越来越远是不争的事实

　　《无声的革命》只研究了1952~2002年之间的数据，也就是说，文中结论是基于那个时间段。作者在后面部分也称：“进入21世纪，中国高等教育领域的不平等有不断增长的趋势。”

　　教育学博士、福建省教育考试院副研究员罗立祝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他的实证研究发现，城乡子女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差异具有明显的层次结构特征。在部属大学中, 农村子女获得的入学机会远低于城市子女；在一般本科高校中，农村子女获得的入学机会略低于城市子女；在高职高专院校中，农村子女获得的入学机会高于城市子女。

　　他以一所部属大学和一所一般本科高校近10年来招生数据作分析，得出结论认为，城市子女在重点大学、一般本科、专科高校中获得的入学机会分别是农村子女的3.1倍、1.4倍、0.67倍。而且，越是声望地位高的大学，农村子女的入学机会越小，他分析1996~1999年北京大学招生数据发现，农村子女获得的入学机会是城市子女的1/7。

　　他通过分析厦门大学2004~2008年招生数据发现，农村子女获得的入学机会呈现逐年下降趋势。

　　事实上，另有诸多数据支持这一观点。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社科2010级王斯敏等几名本科生在清华2010级学生中做的抽样调查显示，农村生源占总人数的17%。那年的高考考场里，全国农村考生的比例是62%。清华大学招生办的数据也显示，2011年清华录取的新生来自全国近1200所中学，其中县级中学300余所。县级以下中学学生近500人，只占清华当年新生的七分之一左右。

　　《人民日报》2009年的一篇报道曾指出，教育部直属高校中，农村生源所占比例仅为30%左右，而且有减少的趋势。但是，从全国范围看，农村生源占高校学生的比例则逐年上升，达到50%以上。这意味着高等教育日渐大众化，但精英高等教育中，农村子弟并不占优势。

　　有趣的是，同样是分析北大的招生数据，不同的研究者得出了不同的结论。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刘云杉等人也统计了1978~2005年近30年间北大学生的家庭出身，他们发现，1978~1998年，来自农村的北大学子比例约在两成到四成之间，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下滑，2000年至今，这一比例只在一成至一成五之间。

　　他们在研究中将教师、知识分子和军人归入“干部”一类，结果发现：“干部出身的新生比例在上世纪90年代以后稳定在50%以上，1998年达到69. 4%的峰值。”这一比例远远高于梁晨等人的近四成。

　　与梁晨的“生源构成是相对稳定”结论不同的是，刘云杉认为招生就是个零和游戏，农村生源所占比例减少了，城市学生在这个过程中就要受益。

　　刘云杉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梁晨等人从一个较长的时间段来考察，得出了比较乐观的结论，但她没那么乐观，且对标题中“革命”的提法有异议，“教育的革命没有像经济等领域的革命那么明显，相反，教育的改革是滞后的”。

　　北京大学李文胜教授在其专著中提供的数据显示，北大新生中农村生源所占比例从1985年的27.3%下降到1996年的19.6%，10年间下降了近8个百分点。

　　他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农村生源所占比例下降可能有城市化的影响。近年来，中国城市化速度非常快，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12社会蓝皮书指出，我国将近三成的农业户籍人口已经居住在城镇，2011年，城市人口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超过乡村人口，而1990年中国的城市化水平才有18.9%。

　　但李文胜教授认为，抛开城市化因素，基于中小学教育的城乡不均衡等原因，农村生源越来越少仍将是大趋势。

　　基础教育不均衡导致差距拉大

　　是什么原因导致农村子女离一流大学越来越远？

　　诸多研究者都强调了历史的原因，如按省份分配招生名额就是个制度性障碍。

　　刘云杉等人的统计发现，1978~1998年, 北大北京生源总数占学生总数的比例为23.1%，超过同一时段山东、浙江、湖北、湖南、河南和安徽6省的总招生人数, 而这6省居住在农村的学生比例均在30%以上, 是招收农村学生比例最高的前6省。“由此可见，北大农村新生比例之低，与按省分配名额的招生制度有密切关系”。

　　但由于历史的原因不足以解释近年来的农村生源比例在一流大学下降，因此，研究者们都把目光投向了其他方面。

　　得到普遍认同的是城乡教育的不均衡。华中科技大学新闻学院赵振宇教授称，高考录取讲求“分数面前人人平等”，但对于贫困农村地区的学生来说，他们小时候可能没机会上幼儿园，他们的小学、中学教育条件极差，没有好的师资，没有像样的教学设施。与城里学生相比，农村学生在基础教育阶段享受了较少的、较差的教育资源。农村学生与城市学生的教育起点不公平、过程不公平，却要他们在高考中同场竞技、一决高下，以分数论英雄，其结果怎么可能是公平的？

　　教育学博士罗立祝则发现，在保送招生制度中，城市子女获得的入学机会是农村子女的17.2倍；自主招生制度中，城市子女获得的入学机会是农村子女的8.2 倍，城市子女获得的高考加分机会是农村子女的7.3倍。

　　河南工业大学继续教育学院院长刘广明也认为，从目前的自主招生设计来看，各校的自主招生考试与面试对农村学生明显是不公的。

　　李文胜也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一流大学自主招生的名额经常就给到重点中学，农村的学生机会很少。即使农村学生有机会参加自主招生，在考试和面试当中可能也会处于劣势。

　　记者发现，2011年，在河南教育部门公布的高校录取保送生名单中，全省有62人被直接保送到清华、北大，其中来自3所省会优质高中的学生有53人，其余9名学生来自省辖市的优质高中。整个名单中没有一个来自县级或乡镇学校的学生。

　　全国政协委员、山西省副省长张平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现在各类实验、示范、重点学校几乎全部集中在城市。小学和初中的两极分化日趋严重，加上择校热，往往置普通家庭的优秀子女于门外。一些家境较好的子女优先占据政府多年投资形成的优质资源。

　　“超级中学”成了近几年的新现象。上述王斯敏等人的统计发现，不少省份北大清华招生名额的一半都被少数几所“超级中学”占据。以陕西省为例， 2010年，西北工业大学附属中学和西安高新第一中学分别有83人和60人考入北大清华，合计占全省上北大清华名额的62.2%。

　　刘云杉认为，优质教育资源过于集中到地市一级和省一级的精英中学，这些中学犹如超级航空母舰，农村孩子很难进入，“主要病因在于基础教育阶段优质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衡性加剧。马太效应导致强校越来越强，汇集优秀生源、师资与教学条件，且重心上移，向省会等大中城市聚集。这导致在考分上具有竞争力的农村生源减少了，在中小学教育中，能获得优异的学业成就的农村学生减少了”。

　　梁晨等人也发现，恢复高考后，每年只有占比重很少的中学有能力为北大提供生源，而且，1952~2002年间，输送北大生源最多的5所中学，输送了占北大总生源7.4%的学生。海南省的北大生源中，70%来自同一所重点中学。

　　但梁晨没有一味地抨击重点中学带来的教育不均衡，反而认为，重点中学的封闭式强化训练，最大程度上弥补了城乡之间、不同家庭背景学生之间因生活环境导致的命运差别。

　　寒门如何再多出“贵子”

　　寒门如何再多出“贵子”？记者发现，制度救济的呼吁已经有了一些回应。

　　据央视2011年10月7日报道，2012年清华大学将在经济、教育欠发达地区实行新的招生政策，包括投放更多招生计划，将自主招生范围扩大至县级中学和乡镇中学，并根据农村学生的特点设置自主招生方式和内容。

　　4月15日，清华大学公布了这项面向国家级贫困县学生的“自强计划”的最新进展：全国36名学生获最后的认定，其中14位获60分的最高自主认定。

　　清华大学招生办主任于涵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现在高校没有充分的招生自主权，只能按分数从高往低录取，不可能区分考生是农村生源，还是城市生源。清华大学只能在重点扩招时增加贫困学生录取的机会。

　　有学者指出，清华招生新政看上去是对贫困地区农村学生的照顾，但其实是一种理性纠偏。梁晨也认为，“招生的时候应坚持多样化生源，清华的举措值得借鉴”。

　　另一项广受关注的是中国人民大学的 “圆梦计划”，该计划原则上要求平时成绩排名为所在中学的前10%且家庭中三代之内无大学生的农村户籍学生，主要招收在县及县以下地区学校就读、学习成绩优秀或具有某方面培养潜能的应届农村高中毕业生。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认为，从自主招生制度推行以来，有关自主招生让农村学生上名校更不公平的质疑不断。近年来，试点自主招生的高校显然注意到这一问题，开始在自主招生中制订专门面向农村学生、贫困生的计划。这反映出自主招生制度的灵活性，但他认为，这些学校在农村学生问题上动静很大，但有多少贫困生能得实惠，很难说。

　　刘云杉也认为，清华的“自强计划”和人大的“圆梦计划”，以特殊的策略补偿这一利益受损群体，“最多不过是‘脚疼治脚’的局部治疗法”。

　　城乡考生入学机会总体差别在缩小

　　记者发现，跟《无声的革命》一文类似，2006年，现任教育部学生司本科招生处调研员的苟人民在《教育发展研究》上发表的论文《从城乡入学机会看高等教育公平》，也是通过实证研究来论证这样一个观点：

　　1999年扩招以来，农村考生在农村人口总量减少的情况下，在高考报名、录取方面的实际年均增幅较城市更明显，尤其是2003年以来进入大学的新生农村生源超过城市生源，城乡差距进一步缩小，高等教育公平状况有所改善，“这是高等教育事业改革发展取得的一个重大成绩”。

　　该论文的依据是，苟人民通过分析1996年至2005年间的中国城乡考生报名人数及录取人数，发现10年间农村考生报名人数实际年均增幅比城市考生高出5.45%，他同时计算出同期农村考生录取人数实际年均增幅也比城市考生高出9.11%。

　　苟人民认为，对比城市生源，农村生源在录取方面超过的幅度比在报名方面超过的幅度更大，说明符合高考报名条件的农村考生规模较城市考生增长更快，他们争取高考录取机会的步伐也比城市考生更加迅猛，“仅从改变城乡差别的角度看，这不能不说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

　　论文引用的数据表明，1989年，农村生源占四成三，到2003年，农村与城市生源所占比例基本持平，但到2005年，农村生源比城市生源多出34万余人，苟人民认为“这是中国教育在改变城乡差别方面的一个突出成绩”。

　　教育学博士、福建省教育考试院副研究员罗立祝也在研究中发现，在经历高校扩招之后，总体而言，城乡子女之间的入学机会差异逐步缩小，“从这个角度来说，应该是更公平了”。

　　不过，无论是南京大学历史系讲师梁晨、苟人民还是罗立祝，他们也都承认即使有很大进步，但农村考生的大学入学率仍然低于城市考生。

　　苟人民在论文中称，不仅客观差距真实存在，而且，“如果说量的改变相对明显和迅速，那么质的提升则相对漫长和艰难”。罗立祝则发现，虽然教育扩张使农村子女受教育机会增加，“但在优质入学机会中的竞争劣势并没有多少改变，甚至更恶化了”。